科学网博客——耕耘者

没有认真地听完过样板戏，只是在某些节目中看过片断。样板戏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但对巴金先生来说，情况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相信对于科学网中年纪较大的博主，同样有些回忆。

在我看来，与其让样板戏进小学课堂，不如让小学生学一点礼仪礼节 ，中国传统和西方的。十年动乱已经把这些全丢了，我的老师曾对我说，他年轻时他的老师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礼节礼仪，我不怪你们，因为你们从来都没有学过。不仅没有学过，你们学会了打倒一切，包括老师”。'

   转：巴金谈样板戏

      连载:随想录   作者：巴金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是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样板戏”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
　　我还记得过去学习“样板戏”的情景。请不要发笑，我不是说我学过唱“样板戏”，那不可能！我没有唱任何角色的嗓子。我是把“样板戏”当做正式的革命文件来学习的，而且不是我自己要学，是“造反派”指定、安排我们学习的。在那些日子里全国各省市报刊都在同一天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样板戏”。他们这样全文发表一部“样板戏”，我们就得至少学习一次。“革命群众”怎样学习“样板戏”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们被称为“牛鬼”的人的学习，也无非是拿着当天报纸发言，先把“戏”大捧一通，又把大抓“样板戏”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后把自己大骂一通，还得表示下定决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后是主持学习的革命左派把我痛骂一通。今天在我眼前，在我脑中仍然十分鲜明的便是一九六九年深秋的那一次学习。那次，下乡参加“三秋”劳动，本来说是任务完成回城市，谁知林彪就在那时发布了他的“一号命令”，我们只好留在农村。其实不仅我们，当时连“革命群众”也没有居住自由的“人权”，他们有的就是那几本“样板戏”，虽然经过“革命旗手” 大抓特抓，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尽量拔高，到“四人帮”下台的时候也不过留下八本“三突出”创作方法的结晶。它们的确为“四人帮”登上宝座制造过舆论，而且是大造特造，很有成效，因此也不得不跟着“四人帮”一起下了台。那一次我们学习的戏是《智取威虎山》，由一位左派诗人主持学习，参加学习的“牛鬼”并不多，因为有一部分已经返家取衣物，他们明天回到乡下，我们第二批“休假”的就搭他们回来的卡车去上海。离家一个多月了，我没有长期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很想念家，即使回去两三天，也感到莫大的幸福。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还给逼着去骂自己，去歌颂“革命旗手”，去歌颂用“三突出”手法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本来以为我只要编造几句便可以应付过去，谁知偏偏遇着那位青年诗人，他揪住我不放，一定要我承认自己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他的班组学习，我受到他的辱骂，这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情，听见他的声音，我今天还感到恶心。他那天得意地对我狞笑，仿佛自己就是“盖世英雄” 杨子荣。我埋着头不看他，心里想：什么英雄！明明是给“四人帮”鸣锣开道的大骗子，可是口头上照常吹捧“样板戏”和制造它的“革命旗手”。
　　我讲话向来有点结结巴巴，现在净讲些歌功颂德的违心之论，反而使我显得从容自然，好像人摆地摊倾销廉价货物一样，毫无顾忌地高声叫卖，我一点也不感觉惭愧，只想早点把货销光回房休息，但愿不要发生事故得罪诗人，我明天才可以顺利返家。虽然挨了诗人不少的训斥，我终于平安地过了这一天的学习关。只有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在一根长板凳上坐下来疲乏地吐了一口气之后，我才觉得心上隐隐发痛，痛得不太厉害，可是时时在痛，而且我还把痛带回上海，让它破坏了我同萧珊短暂相聚的幸福。“样板戏”的权威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梦里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带着狞笑用两只大手掐我的咽喉，我拼命挣扎，大声叫喊，有一次在干校我从床上滚下来撞伤额角，有一次在家中我挥手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我经常给吓得在梦中惨叫，造反派说我“心中有鬼”，这倒是真话。但是我不敢当面承认，鬼就是那些以杨子荣自命的造反英雄。
　　今天在这里回忆自己扮演过的那些丑剧，我仍然感到脸红，感到痛心。在大唱“样板戏”的年代里，我受过多少奇耻大辱，自己并未忘记。我决不像有些人过去遭受冤屈，现在就想狠狠地捞回一把，补偿损失。但是我总要弄清是非，不能继续让人摆布。正是因为我们的脑子里装满了封建垃圾，所以一喊口号就叫出“万岁，万岁，万万岁！”难道今后我们还要用“三结合”、“三突出”等等创作方法塑造英雄人物吗？难道今后我们还要你一言、我一语、你献一策、我出一计，通过所谓 “千锤百炼”，产生一部一部的样板文艺作品吗？
　　据我看“四人帮”把“样板戏”当做革命文件来学习，绝非因为“样板戏”是给江青霸占了的别人的艺术果实。谁不知道“四人帮”横行十年就靠这些“样板戏”替它们做宣传，大树它们的革命权威！我也曾崇拜过“高、大、全”的英雄李玉和、洪常青……可是后来就知道这种用一片一片金叶贴起来的大神是多么虚假，大家不是看够了“李玉和”、“洪常青”们在舞台下的表演吗？
　　当然对“样板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似乎并没有人禁止过这些戏的上演。不论是演员或者是听众，你喜欢唱几句，你有你的自由。但是我也要提高警惕，也许是我的过虑，我真害怕一九六六年的惨剧重上舞台。时光流逝得真快，二十年过去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的话我们不能轻易忘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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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不同意见。 参见http://yilianbugua.blogchina.com/blog/2024912.html

新学期被不同的人“表扬”过，说“很少有象你这样严的老师了”。

有一个博士生上学期选修我的课，因为是与北京某单位合作培养，签了协议，所以人在北京，根本没有来上课。不过，这个学期要提交成绩时，来电话了，说是去年没有联系上我，她在中科院研究生院选了课，希望我能够给她学分。我告诉她，如果因为授课内容相似，南农研究生院同意用中科院的课来冲抵我的课，应该由研究生院来操作，我作为任课老师，不能给你学分，因为你根本没有来听我的课和完成我布置的课程论文。她的导师来找我，不是为了说情，是为了解释她的情况，我才知道前面所说的合作培养一事。我第一次受到了表扬，“李老师是一个很认真的老师，象你这样严的老师不多了”。

第二次。我给本科生上课，150多人，分成两个班。我宣布了一些课堂纪律。比如，要关手机；原则上不把出勤率作为重要指标来考核，但来了就要认真听，否则影响我上课的情绪；平时成绩占40%，每个学生的默认平时成绩为24分（平时成绩的及格分），课堂上经常有问题要讨论，发言积极的学生会加分(加到40分为止)，违反纪律的学生会被扣分。后来发现我可能有点太认真了，因为是选修课，许多学生是冲着学分来的。再后来，收到一个学生给我的email，“很少有老师对我们这么严格了”。

一个人可以因为不同的事情被同一个人做出同样的“表扬”；也可以因为同一个事情被不同的人做出同样的“表扬”。但如果，由于不同的事情被不同的人做出同样的“表扬”，好象就得想想了。

我在研究生指导和学生上课时得到过忠告，“现在的学生与以前不同了，.........”。我让研究生用英文总结看过的多篇参考文献作为课程论文之一。最近有一个研究生旁敲侧击地对我说，某某老师让我翻译一篇文章就可以了。言下之意，“很少有这样严的老师了”，幸好他没有说这句话，否则我是第三次受“表扬”了。

看来，时代是真得变了。

没有人会公开承认，但却是事实，北京的要比非北京的吃香。

北京的许多大学往往都可以在南京找到一个对应的，就是将北字改成南字就可以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已被合并），南京医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原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基本上，北京的同类大学都要比南京的好，排名靠前，几乎是全方面压倒。

当然，我只是举南京做例子，其他省份也差不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历史的偶然还是政策执行导致的必然。那就难说了！

当年我犹豫要不要留在北京，曾听某个部的一个处长说，在北京好，部里有个事，一个电话就到了。在外地大老远的，生疏了，中国是一个人情至上的国度呀。农业部某司领导来南农做报告，提到要打破某些单位的学术垄断，这些单位看来只能是在京单位了，外地单位还有能耐垄断一个行业？

有几个名词很有意思，大致是说北京与非北京的区别。

“在京理事”，全国性学术协会的理事长大多挂靠在北京，平时开个会，外地的理事来来回回不太方便，在京理事具有压倒性的多数，干脆来一个在京理事会议，通报一下就可以了，所以非北京的理事甚至是副理事长估计也就是荣誉罢了。

“在京办事处”，外地的单位只要还象个样子，最好设一个在京办事处。否则办起事来，不太方便。

“跑部前进”，我曾有机会读过好几个外地大学的校长发言，里面都提到这句话，可能起初扭扭捏捏，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也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了。大概的意思就是地方的院校要经常往部里跑，部在哪里？北京呀！在京院校多好，可以天天跑，一天跑几趟。

袁隆平似乎不太理会“历史的误会”，认为自己“水平不够”。顺便提了一下，“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门户之见”，“在同等条件下，中央单位的学者得票比地方上的高”。这话也就袁院士可以说说。不能说所有的中央单位都在北京，但如果中央单位在地方上，估计是更惨得了，没有在京的优势，也没有地方的照顾。

突然想起，哈佛，MIT在波士顿，康奈尔和哥大在纽约，伯克利、斯坦福在加州。在华盛顿最好的大学，大概也要在十名以后吧。

看过许多新闻，大多过目就忘。不过，前几个月曾看过一条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至今却记得清楚。 新闻的主人公叫李高峰，河南人。他到北京找工作，发现河南人很受北京人的歧视，于是痛下决心，“疯狂地做好事”，其目的是为了挽回河南人的声誉。新闻显然有做作的部分，比如河南义工们外出清河道时，扛着旗，迈着整齐的步伐，这不符合生活中的实际情况。但李高峰这件事，或许是真的。我检索了一下，还真有不少报道（http://www.022net.com/2007/8-27/52135637294160.html）。

近来我偶尔会想起这条新闻及背后的故事。我去过河南一些地方，但不熟悉。总体感觉和我老家江西差不多，我不觉得河南人的声誉需要特别地拯救。但现实是，河南人的确在北京碰到了尴尬。不过，让我在思考的却是，李高峰在拯救什么？为什么要他来拯救？李高峰之前没有去过北京，北京人对河南人的印象与李高峰本应没有任何关系。其他个体行为造成的危害为何需要另一些个体来挽回？他能做到吗？

事实上，需要拯救的何止是河南人。曾经被誉为"白衣天使"的医生，如今被形容成“白衣恶魔”；曾经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教师，如今教育部部长要出来讲话，“可以骂教育部，不要骂老师”，有人甚至还为这句话感动。还有很多，不说罢了。

据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会必然地伴随着精神层面的滑坡，这是因为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时发生了冲突，而绝大多数人最终选择了物质利益。当某个医生收取红包时，他/她才不会去想这行为损毁了医生的声誉，高尚的行为让他/她损失了物质利益，而周围的环境又在"熏陶"他/她没有必要这么高尚。医生整个群体的声誉便急速下滑，甚至可能滑到了几千年历史的谷底。

其实，在中国历史中，我们的祖先曾经把“义”放在了首位，就连劫路的匪徒，也要在兄弟们面前讲究一个“义”字，否则在道上是混不下去的。然而，我们的前人在百年耻辱中风雨飘摇，在十年动乱中战战兢兢，在改革开放中疯狂敛财。这不奇怪，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物质决定意识。

或许，需要拯救的，不是河南人的声誉，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在或逃亡，或饥饿，或批斗，或打倒，或暴富的百年历史沉淀下，今天的中国也许已经是不错的结局了。不幸的是，河南人被当作了典型。

河南人幸好还有李高峰，聪明的知识分子中是不会有这样的人。救救我们自己！

研究生待遇是我关心的话题之一，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应当提高我国研究生的待遇水平》作为科学网博客的开篇，文章发表后被转发到各个论坛。坦率地说，我并没有期望研究生待遇能够在短期内有所提高，虽然想法早就有了，却一直没有动笔。但总觉得还是应该有人说句话吧，所以还是写了。

后来才发现，早在2001年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朱清时院士就呼吁要提高研究生的待遇。近段时间，似乎某些事情触动了研究生教育政策的管理者和制定者，比如，北大校长也开始为博士“叫穷”，称待遇低影响了培养质量；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院士也多次表示，博士生补帖太低，称博士研究生的生活“不体面”。著名大学的校长们开了头，其他学校研究生院的常务副院长们也开始表态。复旦大学的常务副院长顾云深甚至用“非常可怜”来形容博士生待遇。

我不想邀功，也不知道校长们和主任们是否有暇来阅读科学网的文章。也许只是巧合，我在结束语中也希望研究生能够过上一个“体面的、有一定质量的”生活。不过最近我却一直有些纳闷。

我纳闷校长们、常务副院长们竟然很长时间内漠不关心“非常可怜”的博士研究生，但同时却又高调地对研究生队伍扩大后的质量下降表达了一次又一次的批评；

我纳闷媒体几乎以炒作的形式报道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恶化，却不去真正地关心研究生的“可怜”，甚至暗示研究生的待遇低是导师“剥削”的结果；

我纳闷贵为北大校长、中科大校长、国务院学位办主任的院士们对研究生待遇的呼吁以近乎冷漠的形式被政府和媒体忽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连院士自己都不记得了的“文化标志城”的签名，却是政府手中的王牌。

显然，大学的校长、学位办的主任都不是或不完全是研究生待遇的决策者，否则他们会去制定政策而不是呼吁或者表态。

那么，究竟谁主宰了研究生的待遇？难道是总理？这事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