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博客

                             无妄之灾

                                        富平发展学院理事长 茅于轼

 2001年的年底，由汤敏发起，我们五个人出资三十多万元，创办了“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专门帮助贫困地区的妇女来京就业。次年初就招生开学。同时我们又投资三万元创办了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负责毕业学员的工作分配和上岗后她们的权益保护。五年来一共培训了一万多名妇女，基本上百分之百都有了工作。现在她们的平均月工资已经达到一千元。如果这一万人都继续在工作，一年创造的GDP将超过一亿元，为政府创造税收约两千万元。她们的辛勤劳动解除了许多北京家庭的后顾之忧。这是一个由私人创业，多方面造福社会的活动。

家政服务中心保证上岗就业，还为她们维权，处理与客户的纠纷。我们创办人还募款近十万元，建立急救基金，帮助服务员发生意外困难时急救之用。每到周末还组织服务员到故宫，颐和园等地游玩，组织免费的电脑培训，请专家讲授各种知识。富平家政中心已经成为富平服务员之家，深得大家的信任和喜爱。几年来虽然我们没有从中得到分文收入，但是不惜继续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我们多次到贫困地区招生，在萨斯病疫期间学校亏损几乎倒闭。我们以百折不饶的精神克服了办学中的重重困难，换来了贫困同胞的快乐。如果没有富平家政中心的服务，农村妇女来到北京，举目无亲，信息不通，就业将非常困难，更谈不上上岗后的权益保护了。

不幸的是今年春节前几天，我们的一位服务员看护的两岁孩子从客厅里的沙发上掉到地板上，头部受伤，到医院急救，次日不幸身亡。先是孩子呕吐，服务员为她换衣服，并去洗手间拿墩布。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发生了孩子摔倒的事故。在客户自己家的客厅里发生这样的事，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意外，或者说不是责任事故。即使服务员在场也未必能够防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一切努力，安慰孩子的父母，送他们去乡下散心，替他们另外租房子以免触景生情。对出事的服务员，也尽量保护。因为她觉得出了这么大的事，自己又完全没有能力承担责任，只好以命抵命，想要自杀。我们派了两个人昼夜看护，还请了心理医生为她做心理治疗。后来让她的父亲把她安全接回了家。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目的，她的一切后果完全由我们来承担。

争端就此发生了。客户知道服务员很穷，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就对我们提出了赔款要求。先要求我们赔款100万，后来又说要150万。最后把我们告上了法院，要求赔款50多万元。在法院调解时又降低到40多万元。但是我们认为数额太高难以接受。一个成年的劳动者死亡也不过赔款二三十万元。而且事情并不是我方的责任，至少不是我们的全部责任。客户家里在孩子活动的地方没有地毯，家具陈列不安全，也有部分责任。调解不成，只好由法官裁判。没想到的是法官居然判我们赔款53万元，超出了对方调解时要求的数字。对一个没有责任的“错过”作出这样严厉的惩罚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惩罚的意义在于防止今后。给我们这样严厉的惩罚难道能够防止类似意外事故的发生吗？

如果我们有赔款能力，多赔一些也未尝不可，因为安慰孩子的父母也是应该的。问题在富平家政是以扶贫为目的的机构，创办人不但从来不分红，还不断自己掏钱经济贫困。我们除了周转资金根本没有积累。碰到这样的无妄之灾，我们心急万分。一个注册资金仅仅三万元的小机构怎么赔得起55万元。如果我们把富平家政关门，以后穷困地区的妇女怎么就业？他们去找谁能真心诚意地帮助她们？

家政服务业是低收入群众的一个主要就业途径。北京有约三十万在此行业里就业的农村妇女，有近两千家家政服务公司。几十万个在岗工作人员，时间长了难免会发生各种意外。如果都要承担这样沉重的意外罚款，绝大部分家政服务公司都只好关门。这对低收入群众的就业是极为不利的。北京的家庭想找保姆也会非常困难。

过去我写过一篇题目是“对法官的无奈”的文章，说的是别人的事。这次的无奈轮到我们自己的头上了。我最烦心的是这53万块钱从哪儿去弄，弄不到的话如何应付法院的判决。如果停办我们在农村做的招生宣传如何交待，我们在册的几千名家政府务员有谁来保护她们的权益，中心和学校的上百名员工立刻面临失业。一项有益于社会各方面的好事做成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事。

穷人的税负比富人高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由于连年来我国税收增长率高出GDP增长率一倍多，而2007年的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两倍，税收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中有更大的比例被政府征收，留下给百姓就越来越少。税收低的时候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大。但是税收高的时候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大。像现在这样的变化，税收在GDP中的比例上升，对于贫富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值得我们密切注意。

       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其原则是从富人那里多征一点，用于帮助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医疗，市内交通等开支。一般所采取的办法是累进所得税。可是在我国，由于财产性收入很难征到税，所得税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资所得，而财产所得是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结果是富人收入中有较大的部分没有交税。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一个老问题。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税收在GDP中的比例提高以后，不同收入的人群受到的影响如何。

       大家对税收的印象主要是从个人所得税来的，有些收入低的人不交个人所得税，就以为自己没交税。其实在总税收中个人所得税只占7%，其余的93%也都是从老百姓那儿征来的。我国的政府很聪明，收了税还不让你知道。不像大部分别的国家，从百姓那儿收了多少税必须清清楚楚地告诉纳税人。我们从超市买东西，价格里面都包含着税，只不过收据上并不写出来。我们打电话，用电交电费，里面都有税，而且收据上都不写明白。于是大家以为政府多收了税，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关心个税的起征点是1600元还是2000元，而把纳税的大头给忽略了。

       个税以外的93%的那部分都是什么税呢？按照征收的比例高低排列，最主要的是增值税，占36.7%；其次是企业所得税。占20.0%；再其次是营业税，占14.7%；再次是进口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占14.3%。这四项税占了全部税收的85.7%。再加上个人所得税的7%，就是92.7%。其他还有消费税5.4%，关税3.3%等。要分析税是从哪儿征来的，主要是分析这几部分税收的来源。

       分析税负最后是谁在负担，在经济学里叫税负的归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表面上看中国的税都是企业在交。其实企业肯定会把税加到价格里去，不可能企业自己掏腰包替消费者付税。企业的产品加税以后，消费者的负担加重了，产品的销量会减少，这是企业真正的损失。所以不论表面上是企业付税，或者是消费者付丹税，最后都是一样的，税负都会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分担。分担个的比例由商品的消费和生产特点决定，是一个很难计算的问题。

       但是从总体上可以看出，税收都直接间接跟消费有关。不论是超市买东西，或者是交电话费等等，其中都包含着增值税和营业税。连关税也是和消费有关。比如讲，进口一台发电设备，国家征收了关税。这部分税负进入到发电的成本之中，最后是由电的消费者负担的。所以说，我国的税收最终是和消费联系着的。消费多的人多纳税。不消费就不纳税。一般而言，从纳税的绝对数来看富人消费多，所以每个富人纳的税也多。穷人则相反。但是，如果拿相对值，拿纳税占收入中的比例来看，结果正好相反。

       每个人的收入分成消费和储蓄。除开个人所得税，储蓄的那部分是不纳税的。你在抽屉里放上一万块钱，过了一年还是一万块，政府不可能从你储蓄的钱里征税。如果你在银行里存上一万块钱，一年后也还是一万块（不算利息所得的话），政府不能从你的存款本金中收取任何税金。但是如果你有了消费，政府就有办法收你的税。而富人的储蓄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高，也就是不纳税的部分占的比例高。所以相对于收入而言，他们的纳税比例较低。穷人则相反，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都纳了税。因为他们的储蓄比例低，所以不纳税的部分占的比例也低。

      所得税应该和收入相联系。一个人有了收入就要纳税，不管你消费了没有。这比较合理。可是我国的所得税只占7%，而和消费有关的其他税种占了大头。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变成了累退税，是非常不合理的。因此我们税制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比例，降低其他税的比例，尤其是要对财产性收入严格征税，把累进所得税真正落实。在发达国家里，个人所得税要占总税收的一半左右，而且都执行累进制。这个道理很明显，但是我国的税改至今还没有认真地考虑如何增加所得税的比例，对财产性收入严格征税，并实行累进制。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段绍译既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又是一位经济理论家。他学以致用，从经济学得到启发，在致富上取得成功。这本讨论“普通百姓如何致富”的书，从财富如何创造的理论，谈到如何投资，如何理财，如何注意细节，如何规避风险。其中的观点对政府制定政策，对企业科学决策，对个人投资理财都有很大的参考意义。他个人的很多经验和书中的案例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我衷心希望他书中的观点能够广为传播，帮助更多的人致富。

段绍译原来是学会计的，1992年大学毕业后在国营企业当过会计师、总经理助理和法律顾问，后来又作娄底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1998年开始自己办企业，并很快取得成功。企业能够创造财富，这一点他做到了。但是他认为自己创造财富对社会的贡献十分有限，不如帮助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他对经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怎样创造财富的。

段绍译把他所学到的经济学，结合自己办企业的经验，通过多年的思考和研究，逐渐发现了个人致富的道路。于是就有了大家面前的这本书《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中国版本的《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的内容是经济学理论和个人致富实践的比较完美的结合。

    现在国内经济学方面的书不少，关于个人理财的书更多。但是将“经济学”和“个人理财”结合得这么好的书很少。段绍译的这本书是别开生面的一本，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事实上社会上对这样的好书需求很旺，前几年有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叫《富爸爸，穷爸爸》就很受欢迎，据说已在全球畅销了1300多万册。但那是一本翻译过来的书，不是很适合中国国情，现在中国人自己写了这么一本好书，我想一定是更受欢迎了。

段绍译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的眼光跟我们单纯经济学家的眼光不同。他能够看到的赚钱机会我们未必能够看到，他能够想到的点子我们也未必想得到。这些聪明才智当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是不断思考，实践，甚至也包括失败，通过多年的积累才会有的。看了这本书能不能发财致富，当然还要看自己的天赋和努力。

什么是个人致富之路呢？看了这本书就明白了。如果让我来归纳，可以简述如下：

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然而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优势劣势是通过和他人比较出来的。不知道他人，不和他人作比较，就不可能搞清楚自己的优势劣势何在。这个“他人”是社会上想做和自己一样的事的人群。优势劣势是指在做这些事中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所以还需要知道市场的需求是什么。段绍译在书中强调企业家要善于发现需求，可见这并不容易。优势往往和自己的爱好有关，喜欢做的事容易发挥出优势来，而勉强做的事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劣势。但是有比较才知道优势和劣势，这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许多青年人都喜欢唱歌，但是能不能变成歌星，可要通过不断学习和不断比较才能判别。

其次，不要过早忙于赚钱，要有长远打算。尤其是年轻人刚刚进入社会，只要生活上能够过得去，就不要先瞄准着赚钱，而是要先找一个有前途的行业，一个适合自己的企业，一个能学到真本事的舞台。在理论联系实践的过程中学习好作风，培养好习惯。这些品质足够受用一辈子。但是对一个出身贫困，迫于生计的青年人，因为没有任何储备，在进入社会时就不得不接受任何一个能够谋生的位置。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目标搞错了。因为在这个时候赚钱是第二重要的，先学习真本事才是最重要的。许多成功的大企业家，在刚进入社会时都经历过艰苦的初创期。他们被人看不起，做着报酬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他们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永远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方向，学习，适应，进步，积累，最后取得成功。

第三，要尊重他人，尤其是对比自己职位低的，收入少的，辈分低的人。尊重他人自己不会损失什么，反而能够得到他人更多的尊重，使自己的生活更愉快。自己希望被别人尊重，这并不奇怪，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别人尊重，所以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就需要自己去尊重别人。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点。尊重别人就必须设身处地，比如自己赚钱的时候也要让别人赚钱。在和别人讨价还价的时候，有时不妨让自己少赚一点（当然不要赔钱），不要斤斤计较，得寸进尺。使别人感觉自己是一个可交之人，以后的赚钱机会自然就更多了。

第四，要不断积累个人信用记录。商业活动中信用最可贵，也最值钱。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信用普遍比较低的时候，讲信用的人少，个人信用就更可贵了。有了信用赚钱就不在话下。正如段绍译说的：“一个人值得很多人信赖和有很多人值得自己信赖是两笔巨大的财富”。本书中有好几个故事，讲的就是怎样建立信用，然后通过资金的运作很容易地赚到了钱。相反，如果一个人没了信用，就会寸步难行，到处碰壁。不要说致富，就连谋生都会有困难。

第五，思想要灵活，不要认死一个目标。商业机会永远存在，关键在发现。正如书中所说：“世界上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我们往往羡慕某某人抓住了一个商业机会而发了财，后悔自己当时没有抓住，机不待人，时不再来，后悔莫及。其实机会每天都在出现，关键在及时捕捉。而且今天的机会不等于明天的机会。今天买股票能赚钱，不等于明天还能赚。过去买房子赚钱，不等于今后还能赚。赚钱没有一定之规，不要认死理。

第六，要有风险意识，但也要有一点冒险精神。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风险无处不在，所以要学会控制风险。如果风险被控制了，就等于没有风险。但是，市场的风险是不可以“投保”的，如果老是担心风险而患得患失，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正如段绍译所说的——“一点风险都不冒就是最大的风险之一”。

最后，这是我的信仰，赚钱要服从于快乐。不快乐的钱不值得去赚。赚钱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快乐。当然赚钱有助于快乐，所以我们提倡赚钱。但是并不是每一笔钱都能带来快乐，所以要特别注意。追求快乐是自己的目标，但是要知道别人也在追求快乐。所以在自己得到快乐的同时也要让别人得到快乐。最犯忌的是用使别人痛苦的办法追求自己的快乐，或曰“损人利己”，做假冒伪劣就是一例；说话挖苦别人，从中自我欣赏，也是一例。让别人快乐和让自己快乐，要放在同样的位置上，这是一个人道德的标志，也是人生的目标。财富的增加表现为GDP的上升，或追求全社会财富的极大化。我们更应该追求全社会快乐的极大化。它的办法就是：自己快乐，也给人快乐！

 茅于轼教授简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同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之聘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曾担任过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给你所爱人的以自由》等。

     改革开放会迎来更好前景

                                         ——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张卫东

  中国国民财富的大幅增长及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被世界公认的。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不断扩大的自由上，比如现在商品的自由流通，国民可自由选择职业等等。中国当前所取得的成就恰好是“自由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自由”的结果。

 中国政府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成就举世瞩目。值此三十周年之际，为了更好总结中国过去改革经验，为了更好让中国继续保持良性快速发展态势，记者有幸就总结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经验有关话题对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进行专访。他，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父亲茅以新是新中国著名的铁路机械工程师，他的二伯茅以升是新中国著名的桥梁专家；他，经历过旧时战乱纷争的中国、经历过新中国的整个建设过程、经历过改革开放的前前后后，是为数不多的能躬身力行进行经济学前沿研究的工作者之一；他，具有广博的学术造诣，是中国少见的敢于直言不讳讲真话的著名经济学家。

　　过去三十年改革之总结

　　记者：中国政府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壮举起，至今已有三十年，在此期间中国人的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对身边哪些变化印象最为深刻，具体理由何在？
　　茅于轼：是的，在这三十年中国人身边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起对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变化，这是中国人的“自由”有希望了；在过去，中国人是没有自由选择的——比如中国人不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职业，不能创业，养鸡下蛋都不可以；没有在市场上选择商品的自由；农民没有进城的自由；没有选择穿什么衣服的自由等等。而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则获得了很多的自由。
　　记：您认为中国在这三十年的改革中，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哪些是支持中国改革能取得成就的关键核心因素？
　　茅：我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则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中取得的最大成就。这一点也是被世界瞩目公认的。如果以GDP来衡量一国经济实力标准的话，中国当前的GDP总量已是以3万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四位。如果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的算法，中国GDP则排名世界第二。如果以一国进出口规模来衡量中国目前经济实力的话，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只有两百多亿美元，在世界排名三十二位，而去年中国的进出口规模已经达到两万多亿美元，这个规模是三十年前的100多倍，在世界排名跃居第三位。我认为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则在于中国人的自由扩大上，由此不断促进中国国民财富不断增长，比如现在的中国商品自由流通、中国公民工作自由选择就职等等。所以说，中国当前所取得的成就恰好是“自由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自由”的结果。

正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